8月1日，湖北省随州市的天气酷热难当。
如同天气一样焦躁不安的刘运江等三人，准时来到随州市曾都区法院立案大厅。三人与法院负责立案的法官，很热情地打着招呼，看起来彼此都很熟悉。
“我们又来了，还是立那个案子。”三人之中的罗金成边说着，边将材料递给法官。
法官翻看了一下说：“你们把材料放下吧。”
“我们都来了很多趟了，总得有个具体说法吧？”罗金成语气中带着不满。案件代理人北京律师薛起堂接过话说：“前几次送立案材料，你们法院也没有任何签收手续，这次能否出具一份立案材料的签收证明？”
法官稍有迟疑地说：“我们没有出具过类似的签收证明。”
“那依据相关法律，7日之内不立案，你们是否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书？”律师进一步追问。
“那是行政庭的事，并非什么都由立案庭说了算。”法官随手给行政庭打电话过去，无人接听。
事情正在僵持阶段，一直坐在后面的两位公证人员走过来，并亮明了身份。就此，被专家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的“公证处公证法院立案过程”的新鲜事，拉开帷幕。
艰难的立案过程
据薛起堂律师介绍，刘运江等三人主要涉及一起土地的确权案件。
2006年年初，他们联合参加了随州市国土资源局下属的土地交易市场的土地竞买。眼看着就要到手的20亩土地，却意外被另外一家公司摘牌。
经过诉讼，随州中院最后判决，撤销了原来的摘牌行为，并在判决中认定刘运江三人为“唯一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”。随后，三人向随州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，要求将土地确权给自己。但至今，国土局没有向三人答复。于是，从今年5月份开始，三人以国土局行政不作为为由，向法院要求行政诉讼，判令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。
薛起堂说，他们至今已经向曾都区法院交立案材料五六次，但法院收到材料后，“便没有了音讯”，而且“法院每次收材料后也不出具任何收案凭据，在法定期限内，未有任何答复，更不出具任何书面裁定”。
无奈之下，他们选择向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。“共交立案材料三四次，但结果也是一样，没有了下文。”
律师给三人出主意，让他们用EMS的方式邮寄，同样没有结果。律师分析说：“EMS的方式只能证明确实向法院邮寄了材料，但材料的具体内容无法证明。”
采访中，法院的有关人士讲：“并不是法院不给他们立案，也不是不承认收到了立案材料，而是这个案子已经审理过，并作出了终审判决，根据‘一事不再理’的原则，不应立案。”
但薛起堂认为：“不管是否符合立案标准，法院依法应当出具立案通知书或不予立案的裁定，否则等于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。”
薛起堂律师在查阅资料时发现，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法院在2004年曾推出过“公证立案”的措施。薛起堂律师受到启发，遂萌发了申请公证处公证“立案材料送达法院”的想法。
8月1日上午，他们来到随州曾都公证处。曾都公证处在仔细审查了相关资料后表示，此公证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是一种“保全证据”的公证。在办完相关手续后，公证处派出两位公证人员，与刘运江三人及律师来到曾都区法院。
在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后，公证人员讲明了办理公证的合法性和职责所在的内容，要求法院立案法官在他们的笔录上签字，遭到拒绝。
曾都公证处的公证人员介绍说：“我们只是证明申请人将立案材料送达到法院，并不是证明案件是否符合立案标准，公证行为并没有涉及到法院的司法行为。因此，公证行为和法院是否立案没有关系。”
当天下午，曾都公证处出具公证书，证实刘运江等三人的送达文书“已被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何庭长接受，但其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”。
随后，两名公证人员又随刘运江等人来到随州中院立案庭。
在公证处在场的情况下，立案庭负责人签收了刘运江等三人的立案材料，同时出具了书面的签收证明。
结果有待关注
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分析说，按照行政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解释，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。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在7日内立案；不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。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，应当先予受理；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，裁定驳回起诉。行政诉讼法还规定，对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，可以上诉。
姜明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随州的做法。他说，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，还有这样的规定，“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，又不作出裁定的，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。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予受理；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，也可以自行审理。”
那么，公证书无疑从高于其他形式证据的法律效力上证明了7天的起始时间。姜明安说，这将是一个经典的案例。他期待随州的这种形式得到最高法院的重视，并在一定阶段内推广开来。他建议，上级法院在下级法院不作出受理立案的书面裁定的情况下，可直接依据公证书及其辅助材料，裁定自己审理或指定下级法院审理。
同是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人民大学教授杨建顺教授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阐述说，随州公证法院立案行为这件事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无可厚非，但是也不值得提倡。因为最终这还是一个立案难的问题，这只能说明某些法院在保障当事人权益方面出现了问题，是当事人无奈之下的选择。然而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，不是去公证法院的立案行为，而是需要通过法律的完善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意识的提升来解决。
